酒神

一九五一年，香港。

暴雨已经连绵不断了好些天，没有一丝要停的意思。我托着烟枪靠在门棱上，全身都被这阴雨酥的懒洋洋，活像没骨头似的分毫都不想动。
不过傍晚五点，天幕却丝毫光亮也没有。街上空落落的没有行人，只有几家店铺还零星点着灯。我弹弹烟灰，正准备关门收店，便听到不远处有人出声呼唤：“吴先生——”
身着黑色长衫的男人正撑着纸伞快步向店面走来，他走得急，衣衫下摆已经被坑坑洼洼里的泥水溅成灰白色。我回过身对他点点头，“黄先生。”

我有些许年没见过黄子韬。他较我晚些离开上海，那时我在欧洲，正从法兰西去往不列颠。欧洲大陆同亚洲一般四处萧条，废墟狼藉，哪有一片太平地方？我在细雨稠寥的雾都里住了小半年，每天去租所楼下咖啡馆待上大半天，终有一日觉得百般聊赖，还是起身回国。
我在弥敦道盘了间店面，窝在繁华喧嚣的边缘上，每日看书吸烟过得好不惬意。听说杜先生（注一）四九年来港，我心里大概就清楚终有一日会与黄子韬再见。
他较前些年样貌并无大异，可能微微消瘦了些，但我近日视力愈发不好，也说不出个所以然。他正收了伞，抖抖前襟上的雨水，还是老样子的笑起来，“吴先生，好久不见了。”

我请他屋内坐，拿捏不准他的口味，只好又探头去问：“黄先生喝些什么？咖啡？茶？”
“……茶吧。”他停顿半晌，“我还是喝不惯那洋口味的。”
热水咕噜噜地冲开了墨绿色茶叶，在陶杯中深深浅浅地上下沉浮。黄子韬垂着眼睛，客客气气得开口：“今日前来是有事劳请吴先生帮忙。”
我撩撩衣服前襟坐下来，端起茶杯示意他继续。他并没有碰茶杯，右手轻搁在台面，左手则规矩地放在膝头。我知他不是拘谨，不过是保留着一份文雅的做派罢了。
“麻烦先生帮我找一个人。”
我挑挑眉，轻轻摩挲着茶杯略显粗糙的外缘，“难道还有黄先生找不到的人？”
“先生莫同我打趣。”黄子韬这会倒是放松了些，笑容文雅得很，“您可还记得金之然？”
我自然记得金之然。最后一次见他是我离沪当日，在码头意外相遇，他问我此行之后是否还有打算回国，又相约日后一同喝酒。我记不得自己答应了没有，多半是随口应了好。
“我听说他随蒋先生一同去了台湾。”这是我对他行踪最后的印象。
“我本也这么以为。”黄子韬的笑容带些苦涩，“两年间不间断地四处打探过，却没有丝毫音讯……多少有些让人担心。”
我没有应声，只托起陶杯又轻轻啜口茶。初次见到金之然是十多年前的事情了，那时他不过二十出头，跟随着戴笠先生，所沾手的大小事务都非能摆上台面。是个如同影子一般见不得光的男人。
与他这个公职人员相比，身为黑社会的黄子韬反倒显得干净不少。杜月笙毕竟是黑白通吃的人物，总要留一份文雅的面子好办事。黄子韬性格开朗直爽，正经书院出身，算是难得一见的懂人情明事理，自然也很受杜先生重用。
“你们是三七年……？”
“对，三七年第一次相见。”黄子韬漫不经心地向后靠了靠，倒是有几分当年的痞气。“那时我刚跟随杜先生，淞沪会战就打响了。张先生（注二）公开投了日军，杜先生为了稳军心特意前去南京与戴局长（注三）商谈——那是我第一次见到金之然。”
“之然那时也刚被派遣跟随戴局长，脸上总微微挂着笑，说话也温和得很。我虽知道他身为军统特务必然要与常人保持疏离，却还是觉得他满腹心事掩在笑意下，便深聊了几句时局想探探他的态度，没想到就此留下了不愉快的第一印象。”
“虽然杜先生本也站在‘攘外必先安内’的立场支持蒋先生的除共战略，但当时日寇入侵国共联手抗日，大局在上，我自然认为这也是国共两党商议和解的第一步。”
黄子韬停顿半晌，带着几分奇妙的笑意望向我，“不瞒您说，我到今天都记得他那时的模样：表情古怪，像是有什么话语在嘴边却又按捺下去，最终却十分平淡的开口说国共必有一战，倘若今日不借机斩草除根，日后必会万般艰难。”
“他虽没说什么过分逾规的话，我却莫名觉得被看轻了，不由得与他争辩起来。我觉得他固执透顶，他认为我鼠目寸光，最终也没得出个所以然的结论，反倒结下了梁子。”
“杜先生当时协助戴局长筹建‘人民行动委员会’，两方接触甚密，我们这些小弟也免不了会和军统的人有来往，和金之然见面也变成了一而再再而三。时间久了发现他也不过是同龄人，聊起时局外的话题倒很是对的上胃口，便有了些私交，慢慢地也成了朋友。”
“从三七年到四五年，杜先生一直辗转沪港两地，我也随着他来回奔波，主要处理些和国民政府相关的军火交易之类，也算是见多了世面长了见识。我每次回沪都免不了去与之然叙旧，双方都默契的不谈论时局。即便如此，我也能渐渐从同僚间听得他的传闻——‘戴先生的影子’——和经他手处理的脏案。虽然他还一直带着那样文质彬彬的笑意，但却是有什么东西和从前不一样了。”
“他还在战场上救过我一次，那都是后话了。”黄子韬笑容惆怅，看着我有些抱歉地开口，“我一个人唠叨这么久真是不好意思。”
我摆摆手示意他不用在意。他放松一些，双手合十搁在膝盖，“杜先生身体状况愈下，怕是熬不过今年，等事情尘埃落定我便上路寻人。”
我心下诧异。黄子韬并非没有野心的人，他追随杜月笙近十五年，深得后者信赖，一手提拔至今日的副手地位，在帮内也颇有名望，于情于理都该有全面掌权的野望。似乎看穿了我的疑惑，黄子韬微微一笑——我这时才想起这笑容和从前的金之然极为相似——“杜先生对我有知遇之恩，无论如何也要陪他走完最后的时日；但之然，不瞒先生讲，是这些年我唯一真心相待的友人。没能在离沪前见他最后一面是我一直的遗憾，现在却连行踪也丢了，无论如何不能心安。”
茶水有些凉了，淡绿色的液体表面有茶沫浅浅飘着。我盯着那里的倒影沉默几秒，只见得黄子韬蹙起的眉心挤出淡淡细纹，半晌才抬头做声：“我可以帮你，但有几个条件。”
黄子韬表情一瞬狂喜，又很快控制好自己，“先生尽管提，我一定尽力满足。”
“并非是为我的条件。”我眼睛一眨不眨看着他，“告诉我，你有多想要找到金之然。”
“每时每刻。”
“假如能够找到他，你能付出的代价——”
“——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我终于释然的微笑起来，示意黄子韬伸出右手。“一年，给你一年的寻找期限。这期间内你随时可以反悔放弃，倘若来年你还愿意为这答案付出代价，到时再来找我。”
黄子韬乌黑的刘海垂下来略微盖住眼眸，郑重而缓慢地握住了我的右手，“成交。”
“寻人之路漫漫无头，寻一个本就行踪飘忽不定的人更是难上加难。”我顿了顿，还是出声提醒，“即使你中途放弃，之然大约也不会怨你。”
“不，”他哑着嗓子微笑，带着执拗，“我会找到他。”
我心内叹口气。“那么契约就此生效。黄先生，祝你好运。”




我们见面后的第二个月杜月笙终于还是没挨过哮喘病，十六日过世于寓所。之后一年我都没见过黄子韬，只隐隐听了些坊间传闻，有的说他归隐幕后辅佐杜公子，有的说他夺权失败，也有的说他去了台湾投靠蒋先生。
流言纷纷，我还是照常每日在店里悠闲度日，直到日历撕到第二年七月，才记起来与黄子韬约好的日子马上就要来了。
他再进店那天又是雨天。明明前一日还艳阳高照，后一日便洪水灌顶似的下起了暴雨。黄子韬仍撑着那把旧纸伞，洗得发白的衬衣松松扎进黑马裤里，很是随意。他两颊都深陷下去，气色疲惫得紧，笑起来却还是明朗的颜色，“吴先生，又是好久不见。”
我向他道好，“黄先生还喝茶？”

不同还是有的。大概是过于消瘦的原因，黄子韬本就澄亮的双眼里亮着些不寻常的光，反倒透出些神经质的紧张情绪来。
终究是没寻到金之然罢。
他坐下来并不赘言，单刀直入道：“先生大概已经知道我没找到金之然。”
我不应声，只把瓷杯推到他面前，“新进的云南普洱，你品品。”
黄子韬端起茶杯轻轻嗅，半眯起眼睛，“好茶。”
室内茶烟袅袅，窗外风雨萧萧，两人静默无言。
——惟愿门前好风光，淅沥细雨打芭蕉。

“我找了许多人，其中很多曾经供职于‘中美合作所’（注四），金之然后来就被戴先生分配去那。与美国人合作么，之然还是能讲些英语，可具体做什么，毕竟是情报机构，详细我也不清楚。”
“戴先生过世后，从前那些特务机构就被大幅裁减了。那时候之然的消息就断断续续了起来，毕竟也是戴先生心腹，我听说的也只是别人一传十十传百出来的那句‘大概随蒋先生去台湾了’。”
“可跑遍了整个台湾，也找不到半点金之然的影子。我本想去拜访胡宗南先生（注五），可惜那时先生请命去了大陈岛，不得已托人捎了封信过去，希望先生能将所了解情况告知。”
黄子韬蹙起眉头，从马裤兜里摸出纸烟，擦起火柴点燃。“先生百忙中回了信，却使得我疑心更重。信上只有八个字，‘音讯飘渺，莫思故人’。”
我凑着火柴燃上烟枪，烟丝嘶嘶作响，光听声音也想象得到一段段蜷起来的模样。黄子韬两指夹着纸烟，凑到嘴唇上深吸一口，又缓缓吐出来。烟雾笼罩了眉目，连眼睛也一块儿模糊了。
“我不死心。从前金之然就行踪不定被人唤作戴先生的影子，到了台湾隐姓埋名藏身乡间也不无可能。可无论如何，我已经使尽办法，还是找不到丝毫线索，难道真的要相信他死了吗？”
黄子韬狠狠在玻璃缸里摁灭纸烟，可怜一点烟头被折成了两截。他语气尖锐，眼眶却是红的，眼里那点光愈发亮起来，绝望的颓丧。
“吴先生，该是我们履行契约的时候了。”

我站起身，从檀木壁橱内取出一块玉佩，放在红绸垫上。黄子韬接了过去，细细打量。这玉佩没什么稀奇，连上等货色也算不上，黯淡得很，人常说玉养人人养玉，便是这个道理。再好的玉无人佩戴，也难以存得灵性。
“四五年夏天我离开上海，在码头偶遇金之然。他有要务在身，我们只简单寒暄几句，彼此都清楚日后不会再见。”
“临行前他把这玉佩交给我，托我在时机正确的时候捎给你。我想今天大概就是正确的时间。”
黄子韬触碰玉佩的指尖微抖，有些不可置信地拎起来再瞧。玉佩静静的，平安扣的模样在空中打了个旋儿，略微显出点寂寥的神色来了。
我放下烟枪，头一回斟酌起要怎么开口。
“金之然还活着。”
黄子韬猛地转头，玉佩也跟着旋转起来。“他在哪？”
“再往下就要付出代价了。”我盯着他，“或者你可以就此放下心来过自己的生活，会幸福许多。”
“哈，幸福。”黄子韬像是听到了不好笑的笑话，连文雅的外皮也保不了，有些凄凉的笑起来，“我们这一代生于国难历经战乱，到了现在这步田地还谈什么幸福？现在我只求找到金之然，管他断了胳膊还是少了腿，起码让我亲眼见他一次。”
我叹口气，“十年寿命，如何？”
黄子韬一瞬愕然，随即却大笑起来，“十年算什么！先生取走就是了！”
好一个执迷不悟之人。

“你之所以找不到金之然，因为他根本就不叫做金之然。”
“我也这样猜测过。”黄子韬眉头紧锁，“可除了这名字找不到其他任何蛛丝马迹。”
“他三五年左右投奔戴笠先生时便已经改了名字，所以后来只能寻得金之然的记录也是正常。戴先生为人小心，用人谨慎，想必金之然投靠之时就已经做好功课，捏造了整套身世。”
我不理黄子韬疑惑的眼神，继续说下去。“四五年码头上，金之然将玉佩交与我时这样说道：‘先生此去再难相见，日后倘若有机会再一同喝酒罢。’”
“‘那应是很久很久之后了。’”
“金之然苦笑，‘可惜……’”
我住了声，看黄子韬鬓角微微夹白，神色困顿，“他那句可惜，说的大约是你。”
“我离沪第二年，国共内战全面打响，那时起你便没了金之然的消息。四九年国军败退台湾，金之然没有走，留在了大陆。”
“留在了大陆！？”
“是的。他本来行踪捉摸不定，戴先生过世后更是如此。是在战场上牺牲，或是直隶于蒋先生，甚至是潜入地下，谁也不清楚。也不怪乎你找不到他。”
“所以……”
“他原名金钟仁，奉天（注六）人。父亲是张作霖（注七）麾下手枪队长，二八年于皇姑屯事件中丧生。金钟仁自幼痛恨日本人，九一八事变后不满国军消极对日的态度，锦州撤退后一路南下北平，投了共军。那年他十四岁。”
“当时国共内战水深火热，组织见他年纪小，家里又有从前军阀背景，便派了他潜入国军，做地下工作，改名金之然，取了钟仁的首音。”
“金之然性格沉稳世故，共军一向忌惮戴笠，三五年便暗中令他南下上海，打入敌军最机密的情报环节。后来的事你也知道——三七年国共放下争端共同抗日，两党矛盾也缓和许多，你们相识于上海——直至四五年分开。”

茶早已凉了。浓厚一层红色罩在杯面，平板无波。黄子韬手抖得厉害，玉佩的红绳从指缝间露出来，静悄悄的。
“他打从一开始就是共军的人，这些年潜伏多少辛苦哪个外人也说不得……”黄子韬声音都打着圈儿，“他竟然是共军的人……”
我又拿起烟枪，点了火。“现在两岸断交，情势紧张，蒋军要反攻大陆，毛军要铲除内奸。胡宗南先生毕竟与大陆联系较密，大概多少猜到金之然身份，才劝你莫要再找——找到也见不得了。”
两岸茫茫，不过隔条江罢，生离却更悲于死别。
唯有等待。




黄子韬临出门，扶着门棱转身问我：“先生听过那首禅诗么？”
“风无定，人无常，人生如浮萍，聚散两茫茫——”
他已将玉佩挂进颈中，滑入白衬衣里没了踪影。我冲他点点头。雨还在下，只可惜门前没有芭蕉树。
“保重。”

——我谓萍飘路转，爱恨亦匆匆，萍踪浪无影，风剪玉芙蓉。




一九五二年，黄子韬年三十六，从青帮脱退，移居台湾。
一九五五年，金钟仁年三十八，改原名，升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参谋大校。
一九六五年，金钟仁年四十八，被定性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叛徒”罪名押送北京，软禁于旧寓所。
一九七零年，金钟仁年五十三，押送至广东汕头，每日在拖拉机厂劳作。

一九七六年，因常年过劳病疾恶化，金钟仁病逝于广东，时年五十九岁。
一九七七年，因患风寒不治，黄子韬病逝于台北，时年六十一岁。

一九八八年，两岸当局首次准许互通往来，三十九年来的冷战僵局终被打破。




相邀一同喝酒的那天，终究还是没有到来。







【完】




注一：杜月笙，近代中国绿林，上海租界青帮中最著名的人物，20世纪上半叶上海滩上最富有传奇人物之一。1951年卒于香港。
注二：张啸林，上海青帮头领，与黄金荣，杜月笙并称“上海三大亨”。一九三七年日军攻占上海，随即公开投敌，帮助筹建伪浙江省政府。
注三：戴笠，中华民国将领，知名特务，军统局首长，被美国《柯莱尔斯》杂志称为“中国近代史上最神秘的人物”。1946年因飞机失事身亡。
注四：中美合作所，全称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和美国军事情报机构合作建立的战时跨国情报机构，其目的是中美之间加强军事情报的合作，共同打击日本。
注五：胡宗南，中华民国国军上将、曾任浙江省主席及总统府战略顾问等职位，蒋中正的心腹之一。
注六：奉天，沈阳旧称。
注七：张作霖，参加过中日甲午战争，后投身绿林，先后担任奉天督军、东三省巡阅使等，号称“东北王”。1928年乘火车被日本关东军预埋的炸药炸成重伤去世，史称皇姑屯事件。